新階層亮相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葛豐 孫冰 梁燕軍/北京、上海報道
2008年兩會，新階層代表委員閃亮登場。他們所代表的群體，一個對于許多人來說，甚至有些陌生的詞匯：“新階層”，數日之內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3月3日下午15時，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開幕，賈慶林主席在報告中談及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議時指出：要密切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聯系，關注他們的利益訴求，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引導他們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3月8日下午，主題為“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在人民大會堂一層新聞發布廳召開。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迎霞、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律師劉紅宇、傳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冠巨、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健林、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韓方明五位委員出席并回答記者提問。作為新階層人士的代表，這是他們首次在全國兩會上集體接受采訪。高調的亮相吸引了眾多中外媒體的關注。
“‘新階層’躍上政治協商舞臺”、“新階層新群體更多代表委員登上兩會舞臺”、“新階層進入政治最高領域”、“新階層代表走進大會堂”、“新階層登堂決策”......輿論為之側目。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新階層
賈慶林報告中提到的“新的社會階層”(下稱“新階層”)，其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
這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新生力量。據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估算，新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加上在相關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總人數約1.5億人。他們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每年吸納著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
盡管成長迅猛，但是新階層在其發育期的經歷卻往往與被漠視、甚至被歧視相聯系。改革開放之初，素有經商傳統的溫州柳市鎮迅速冒出了“螺絲大王”等“八大王”，可到了1982年1月，一紙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大案要案。當時除了“螺絲大王”劉大源穿著背心短褲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被捕入獄，直到1984年才重新審理，或取保候審，或無罪釋放。
與非公經濟人士相類似，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相當一段時期內，一些已經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體制外藝術家，在國內卻只能游走在主流的邊緣。官方展覽從不邀請他們，官方雜志也很少刊登他們的作品，只有那些隸屬院校、美協的體制內藝術家才有資格使用這些平臺。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仡櫄v史很容易發現，作為改革開放自然產物的新階層，其發展軌跡非常明顯地正相關于前者，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的時點上。譬如說，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起步，中國的新階層開始發育；再譬如說，1992年，改革開放進程明顯加速，中國的新階層相應進入壯大期。
關于這種相關性，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新階層的出現與市場化、國際化相聯系，其成員大多轉化自工人、農民、干部和知識分子，而在傳統的體制中，一旦某個社會成員被劃分到某一階層，他本人及其后輩就幾乎沒有機會流動到另一個階層中去。
與經濟學家相比，新階層成員更多地從自身經歷來感知這組關系。全國人大代表、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回憶說，1992年，他終于有了自己的廠房，而在這之前的8年時間里，自己一直是租廠房，因為“不知道政策什么時候會變，很多人并沒有太長遠的打算。更何況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會把地批給私人呢”？
南存輝在1992年拿到了地，劉永好兄弟也在同一年注冊成立了希望集團。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社會結構從建國初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到如今多個階層并存且不斷分化出新的階層，期間大致經歷了5個階段，而這其中，最近的兩個階段正是1978年至1991年以及1992年起至今。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大環境的變化，造就了如今一個充滿活力、富民強國的新的群體。對此，用南存輝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民營企業家，更沒有今天的新階層。
1978年，26歲的劉永好還是四川一所中專學校的老師，每天與粉筆和黑板打交道，在他的周圍，如果某戶人家養雞的數量超過了8只，那就是在“搞資本主義”。
30年后，“下?！背踉还绺刹砍鉃椤胺戳恕钡膭⒂篮靡呀涍B任4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的新希望集團擁有員工4.5萬名，產值273億元。在最新一期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他的排名是第12位，統計在他名下的財富為237.5億元。
從變賣手表、自行車所得的1000元起家，到而今手握億萬家資，類似劉永好這樣的民營創業者見證著中國非公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風雨歷程。30年間，他們中間，有的人選擇了離去，有的人選擇了堅守，而堅守者，終于等來了更大的機遇。
走上兩會舞臺
如何對待新崛起的階層，這是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均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在城鎮就業中所占份額占已近75%，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占到近70%。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我國私營企業已經突破500萬戶，個體工商戶已經突破2500萬戶。僅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就解決了1.1億人的就業。
在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經濟體中，非公經濟部門的貢獻并不僅止于自身財富的創造與積累。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為了奠定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不能僅僅著眼于對原有國有企業進行改造，而應當著重于發展新的民營企業。這不但是因為后者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為后者的進展形成了對前者的競爭壓力并為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資金、市場等條件?！?/p>
另外，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私營企業主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社會底層或邊緣化群體，而自上世紀90年代起，私營企業主綜合素質不斷提升，高學歷化、專業化和精英化趨勢明顯。
這種趨勢明顯的例證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70%的技術創新、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80%的新產品來自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一般都是非公有制企業。同時，數以10萬計的“海歸”以及15萬戶民營科技企業，對推動我國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經濟力量的提升，社會地位的穩固，加之自我認同感的加強，勢必使得新階層逐步增強其政治訴求。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工商聯主席王植時直言：“誰能促進生產力發展，誰能創造社會財富，誰就自然會有發言權?！?/p>
面對新階層逐步增強的政治訴求，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因勢利導，不斷致力于為其提供一種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訴求表達機制，尤其是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后，社會各界對于非公經濟的認識和態度再次出現質的飛躍。
伴隨基本制度層面障礙的掃除，2005年，中共中央5號文件提出，把各種新階層的政治訴求納入到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來，其中提到“擴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再次提出，人民政協“要運用包容各界、聯系廣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條件，了解和反映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愿望和要求”。當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其后頒布《中共中央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該文件明確指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統一戰線工作新的著力點”，“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培養選拔納入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總體規劃，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隊伍”。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適時成為了展示上述指導思想的重要平臺，這其中，作為最直觀的現象，兩會上新階層、新群體代表、委員的不斷產生與增加，不僅成為了中國社會結構隨經濟發展而變化的縮影，更體現出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為新階層、新群體的利益訴求開辟了更寬廣的渠道。
新階層中的個體、私營企業主集中亮相全國兩會始于2003年，當年產生的2984名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計有55名私營企業家。而在今年兩會代表委員中，同樣屬于新階層的律師人數幾乎翻番，達到創記錄的22名。在這22名代表委員的身后，是一個更為廣泛的代表階層。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數據顯示，今年全國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律師已經達到了3000余名，人數遠遠超過上一屆的1200余名。增長率達到100%以上。
3月2日，全國政協組織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吳建民介紹本屆政協委員構成的特點時特別提到，“其中既有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領軍人物，也有民營企業家、律師、會計師等新社會階層的代表人士”。
更多來自新階層的代表、委員登上兩會舞臺，除了有助于平衡政治資源供給外，對于現有政治體系的維護和發展同樣不無裨益。全國政協委員、西藏珠穆朗瑪集團董事長才旺扎西表示：“新階層代表更能設身處地從某一地域、某一個行業出發，所以提出的議案有時更具針對性、操作性?！?/p>
“我們不需要特殊的照顧”
作為新崛起的階層，新階層的利益訴求有哪些？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給出的答案是，新階層的主要利益訴求可歸納為五點：一是希望黨和政府為非公經濟發展創造更加穩定的政策和法律環境；二是希望降低產業準入門檻，民營經濟也能進入到諸如基礎建設、物流和股份銀行等只向國企和外資開放的領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國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資源配置，如獲得銀行信貸等；四是希望政府轉變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五是希望通過各種渠道如參加政協、人大等更多地參政議政，傳達自己的呼聲。
這一歸納與記者連日來對新階層代表、委員的采訪互為印證。如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表示：“我們不需要特殊的照顧，我們追求的就是平等的待遇，因為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公平、公開、公正，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你追我趕，最后強者勝、弱者負?！?/p>
來自遼寧的政協委員王植時作了類似的表示，他說：“經濟運行中沒必要強調國有、公有、民營、私營、外資這些概念，現在談起非公經濟總是存在一些歷史的偏見?！? 新階層人士對于公平、平等的強調既有歷史的烙印，也有現實的陰影。如果說，此前新階層發展所面臨的障礙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基本制度等方面，那么現在，他們所擔心的，主要是相繼出臺的政策利好能夠漸次落實為具體的制度安排、法律條文和運行細則。
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2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的頒布為非公經濟發展提供了平等準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務，加大財稅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
一年后，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張龍之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坦陳，全國工商聯調查結果顯示，“非公36條”貫徹落實主要存在四處問題：一是還有一些部門的配套措施尚未出臺，社會對此熱切期盼；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措施不到位；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性規定非?？量?，不利于今后相關方面的進一步改革與發展；四是部分配套措施雖有了文件，但在具體執行中很不到位，一些配套措施在實際執行中還存在著一定的阻力。
造成新階層尷尬處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為分權改革合乎邏輯的結果，有損于相關政府部門利益的大政方略欲落到實處，僅有中央政府的決心是不夠的，長期形成的行政壟斷以及由此管制權力而來的在位利益會在具體環節中轉化為難以勝數的障礙。
新階層的“擔子”
兩會期間，中央電視臺記者在街上隨機采訪了13個人，沒有一人知道什么是新階層。當被告知后，他們有兩個好奇：一、這次兩會，新階層代表委員主要關注的焦點是什么？是不是主要想反映自己本階層的利益？二、這些新階層代表委員是通過什么程序選出來的？經濟實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陶然居飲食文化集團總裁嚴琦在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曾有如下的對話：
記者：“捫心自問，您覺得自己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從內心深處想為老百姓說話嗎？”
嚴琦：“可能有人說，我是在作秀。但是真的，我真的是在為公眾說話......”
記者：“您的提案比較多，11件。當中沒有談餐飲的？”
嚴琦：“沒有。有一件提案，是關于新農村建設的。我后來還后悔，別人會聯想到陶然居的新農村建設基地?！?/p>
記者：“對個人來說，開全國政協會是個‘給自己’說話的機會，尤其是你們這些新階層委員中的老板?！?/p>
嚴琦：“我承認是機會。但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不是個人的.”
記者：“但是我注意到，您和許多新階層的委員一樣，發出了很多名片，這也是為自己和自己的企業打廣告啊?！?/p>
嚴琦：“到處發名片，不影響我們為公眾說話，那是另一碼事?！?/p>
社會民眾對于新階層并不太高的評價是新階層尷尬處境另一個重要原因。對此，長年從事統戰工作的陳喜慶表示，“社會階層具有多面性，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他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新聞組副組長鄔旦生表示，之所以在新階層代表出席的新聞發布會中強調社會責任，是因為“他們創造了社會財富，他們安排了大量的就業的機會，但是一方面社會對他們不理解，他們自身也感覺到關于社會責任的話題需要有進一步的認識和提高?！?/p>
陳喜慶指出，新階層人士總體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他們內部構成復雜，素質參差不齊，在少數人中還存在著某些缺點、錯誤、甚至嚴重的不法行為，如偷稅漏稅、制假販假、克扣員工工資、腐蝕領導干部、敗壞社會風氣等，近年來部分落馬高官身后，常常有某些新階層人士的出現，因此，中央強調，既要充分肯定和發揮新階層的重要作用，又要加強教育引導。
當然，權利應該與責任相對等。盡管新階層在其發展過程中遭遇到了這樣那樣的不公平，但是，誠如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位官員所指出的那樣，新階層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特別是其中的私營企業主等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財富，造成了各社會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階層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因此，他們有責任、有能力為構建和諧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和作出更大的貢獻。
“賈慶林主席提出引導新階層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作為民營企業家，我認為主要途徑有兩條，一是把企業做大做強，二是關心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比珖舜蟠?、福建眾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金和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經過多年發展，民營企業已經成長為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通過大量吸納勞動力就業，民營企業成為了解決“三農”問題、幫助農民致富的重要力量。近年來，各級政府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和態度有了質的提升，相信隨著各項政策不斷落到實處，民營企業還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爱斍懊駹I企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條：一是自身的問題，應該承認，民營企業家隊伍素質參差不齊，二是政府對民營企業的規范、保護還有不足之處。當然，作為一名人大代表，我主張為民說話、替民解憂，把真實的社情民意反映上去。要時刻牢記身份，遇事多看、多聽、多想，多下基層做調研，從群眾那里發現問題。每個代表心里都有桿‘秤’，占著位子不干事對不起自己的良心?！?/p>
形勢確實向著好的方面發展。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工商總局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等部門聯合發布的中國第七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隨著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提高，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態度更趨積極。
作為湖南旅游業的代表、第一次參加兩會的鳳凰古城旅游公司董事長葉文智代表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作為新階層的一員，我覺得我們有責任響應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于環境保護這一塊的政策。旅游產業的特質就是保持旅游產品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保護旅游景區的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將產業的發展方向和企業發展方向緊密結合?！?/p>
解決新階層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不能只是就事論事，從本質上來說，新階層與既有階層的矛盾和沖突，根源就在于他們之間利益分享的不平等。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建議，“在充分關注新階層政治訴求的同時，也應考慮如何為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拓寬參政途徑，保證他們的權益?！?/p>
